執行長的話

2020的我們-四千個數算珍珠的日子

緣起

很多認識我們的人都說,他們實在沒法想像:當初五、六個人擠在一間小房間的我們,居然能一路披荊斬棘的堅持到現在已逾百人的團隊。這不得讓我回頭深深的感恩在我們前後緊緊守護我們的兩個天主教女修會團體:一個是政府遷台後就一直站在教育最前端的天主教台灣國籍主顧傳教修女會,一個是一直在我們背後每天默默以刻苦、祈禱支持我們的加爾默羅隱修院。

天主教台灣國籍主顧傳教修女會在我們最初剛成立時,不但慷慨捐贈給我們一個原本隸屬於她們修會底下但暫處於閒置狀況的地方性教育基金會,沒想到在辦理章程變更時才愕然發現原本的500萬基金,因為答應銀行理財專員拿去投資債券,轉讓的當下正逢經濟衰退,市值只剩260萬。時任修會會長的羅慧兒修女二話不說的硬湊出240萬,補足到原本的500萬,再把基金會慎重的交在我們手中。

另一個則是天主教加爾默羅隱修院,維基百科說這個修會是天主教托缽修會之一,但在我與她們相識近30年,我不認為她們有任何的托缽行為,甚至連意念都沒有。那裡的修女,只要一進修院,便終身在裡面,把所有的一切都交託給天主,每天以祈禱、克己護守著所有向他們求助或遭受苦難的人,我們就是她們每天懇切代禱的對象之一。「利伯他茲」這個名字,也是當時的院長保拉姆姆在祈禱中為我們取的。

之後,一個個恩人開始出現在我們的身旁,不時的給我們實質上的鼓勵,推著我們往前進,有一路相挺的馮家姊妹、有我的好友芳華和一給再給的陳老師、有撐前補後守護在我身旁的淑芬天使,以及前副總統建仁夫婦,尤其是鳳蘋夫人,每星期四的朝拜聖體中,一定為我們獻上祈禱。

厝ㄚ的咖步

在還沒成立基金會前,國籍主顧傳教修女會給我們的不只是一個充滿曲折的基金會,還把院裡的一間神父休息室撥給我們當作辦公室。當成員逐漸增加時,修女們還把隔牆後的一間幼兒教室打通,讓我們每位員工得以有自己的辦公桌。我還記得有好幾天,因為人員的增加,一時找不到桌椅,我還把手提電腦搬到樹下的涼桌上,躲著陽光敲字。後來是因為服務個案太多,為顧及學校和幼兒園的安全,不得不忍痛離開陪伴了我們四年的小窩,搬到唯一願意租給我們的美河市。

美河市雖然租金高,但一拐彎就上高速公路,為我們每天要到不同監所上課及外訪,實在方便太多了;加上打報告時有河畔夕陽的相伴,讓我們足足享受了將近十個月的幸福時光,但最後還是因為人員的不斷增加和龐大的租金壓力,不得不搬到木柵路這棟屋齡超過40年又老舊不堪的四層樓房子。為避免年年換會址的窘境,我們和房東簽下十年的租約,並向恩人以分期償還的方式借了一筆修繕費,把整棟屋子整修了一番,樓上當辦公室,樓下作為實習餐廳,就這樣勇敢地開啟了我們社會企業的新頁張。

半年後104年6月成立第一家社會企業-七品聚實習餐廳;105年6月,續成立心聚點人文咖啡小棧;106年5月再成立九個菓子銷售工作坊;108年5月,又成立十二籃黃金泡菜烏龍麵和五餅二魚古早味;109年再將「十二籃黃金泡菜烏龍麵」轉型為「九個菓子烘焙坊」;另加上鄰近老人安養中心團膳團,社企的雛型得以建置完成。108年底,因為加入試辦藥癮者治療性社區處遇之行列,緊接著的三棟治療性社區家屋,加上原來就有的青少年自立家屋、成人自立宿舍,串起了木柵路上利伯他茲一條街的夢想,加上四個外展單位:一家緊急短期安置機構-「選擇家園」、兩間少年團體家屋-「曙光家園」、一個成立快三年的桃園分會。每一塊拼圖,都記錄著我們汗水與淚水所交織出的珍珠與感恩。

傻瓜兵團的召喚

二十年前,我們只是一群傻傻的教會志工團隊,抱著單純傳福音的理念到監所辦生命成長活動;哪知三天的活動才進行一半,全身上下甚至脖子上也都刺龍刺鳳的大哥們竟哭得像個孩子似的。之後的十年,我幾乎把所有的年休都給了監獄,直到有一天,當時在桃女監擔任主秘的淑華突然邀我們四個志工老師到她的辦公室,語重心長地說:「妳們光只在監裡面辦活動,這哪有難!妳們應該知道她們最需要的是出獄後怎麼幫她們重新站起來!」

當下的那一棒,雖然狠狠的敲醒了我,但回神後想到我的兩個孩子還小,我又有這麼重的房貸,我哪有能耐做甚麼?但說也奇怪,那次鴻門宴後的每個清晨彌撒,總有一個聲音催迫著我:「放下一切,跟隨我!」我越想逃,我的身體就越差,ㄍ一ㄥ到最後,失溫送進了醫院,我才不得不投降。接著,我的另一半、我們的幾個監獄牧靈志工…,一個個都被天主用不同的方式召喚在一起,就這樣義無反顧的倉促成軍。

開始的我們,為了能爭取到監所上課的機會,監所要我們怎麼做,我們一定全力配合;為了完成找家的夢想,我們甚至自掏腰包到香港參訪他們的戒毒工作,尤其是他們的中途之家;為了能拿到公部門的補助,在應徵不到專業人員的情況下,我們親自捲起袖子進學校讀書、修學分、考證照…。這期間不知道經歷了多少的困難、挫折和打擊,但我們不曾輕言放棄;更有很多次,我們是在憂心發不出薪水的情況下,邊上課、邊流淚。慢慢的,有了聯勸的支持,我們有能力請到第一批的專業人力,也在「一個都不放棄」的堅持中,我們逐漸打出了口碑。

碰撞與磨合後產生的火花–多元與專業的結合

但說實在的,大部分被我們撈上岸的人,幾乎都已被毒品傷得遍體麟傷,可想而知,修復工程也絕非僅靠單一的面向就能成就;所以中期的我們,即使財務再困窘,公部門的方案補助只限於社工員的情況下,我們依然奢侈的將心理師(臨床心理師和諮商心理師)引進到我們的團隊。只是沒想到光光讓機構內部的「社工組」與「心理組」能對上話,就整整磨合了三年;後來又加上跟助人領域沒有太大相關的「社企組」,同仁彼此間的適應與協調就更加的複雜,甚至耗盡了團體大半的精力。

所以,我們後來在徵聘新夥伴上,會把多元學經歷擺第一;因為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從不同角度被培育出來的專業人才,他的眼界和思維絕對會比只從單一學堂被培育出來的人更寬廣。這也造就目前機構同仁同時擁有社工、心理、企管、經濟、醫療、法律、行銷設計雙學位者,幾乎占了四分之一強。我們也會用加薪的方式,鼓勵同仁繼續進修相關系所或報考跟業務有關的專業證照,所以近幾年來,學經歷中擁有碩士學位者,幾占機構同仁的三分之一強。

我們更鼓勵機構內的種子教師(過來人)回學校或進空大進修,因為我們深信讀書能改變一個人的思維和自信心。目前近20位種子教師中,犯研所畢業的1位、正攻讀社工碩專班的1位、符合社工師考試資格的5位、正在繼續進修社工學程的6位(其中有2位即將取得社工師考試資格)、擁有就輔員乙級證照1位、正在進修社企經營管理的3位。

至於我們的社企員工,我們也都配有不同的專輔老師,不斷地鼓勵他們考證照,幫他們規劃如何延續學程或請老師幫忙補習功課。我們的第一位培力少年就是在考上中餐丙級證照後,自動放棄三千元的加薪機會,而加入到我們的種子教師行列;之後,更在老師的鼓勵下請家教補習功課,半年後,通過同等學歷考試,接著甄試上了大學的社工系,如今已經畢業了。此壯舉影響了很多後進的培力員工,讓「讀書計畫」與「證照考試」成了陽光種子群組「戒菸叮嚀」外的另一個重要話題。

與公部門的合作中找契機

十年下來,雖然大家都說我們在協助藥癮者復歸社會上做得最徹底,成效也最好,但我們卻一直不受社會大眾捐款人的青睞,所以跟公部門申請方案補助就成了我們經費來源的主力。然而,政府方案很多都屬政策面或實驗型的,聰明又有財力的機構根本不會投案;只有我們,為了拼財源、養人才,只能壯大膽的去嘗試。然而,不管是標案或是委託案,在遴選過程中都會聘請一些所謂的「專家學者」,在一場場嚴峻的考核和挑戰中,雖然讓我們飽受不少折騰,但不同的時空交會,卻也厚植了我們的軟實力。

然而,方案接多了,除了自籌款、押標金和保證金也會跟著不斷增加外,一到年底,全辦公室得挑燈夜戰的趕期終報告、貼發票、趕核銷…。這還不打緊,我們還得面對來年方案是否通過的酸甜苦辣;更辛苦的是,方案的補助款除了常常緩不濟急、不能立即到位外;常常認真辛苦執行了一整年後,很多經費又囿於公部門的陳舊法規,只能看得到卻領不到;更有甚者,隔個一兩年,居然還會面對被追回去的夢魘。我只能說,接公部門案子越多,我們的心臟得要越強,口袋也得要越深。

所以每到年底,我們還是擺脫不掉黔驢技窮的窘境,看著其他社福機構財報上的天文數字,不用旁人指點迷津,我自個兒早已陷於「褚小者豈能懷大,綆短者何以汲深。」的泥沼中。如果問我:「為何還要如此的折磨自己?」我只能說:「就因為站在毒戰最前線20年了,我比誰都清楚我們是在打一場永遠不可能勝利的仗;但如果沒有人願意堅定的守在最前線,它所帶來的毀滅性傷害,會比地球環保議題更嚴重。」

然而,不管我們怎麼呼籲,怎麼讓大家知道新興毒品是會影響到我們的下一代、動搖到我們的國本,我們依舊孤立無援。媒體每天都在播報吸毒的人所造成的社會治安問題,讓我們的工作永遠得不到大眾的青睞。我最記得兩年前的一次,一家電視台還特別幫我們做了一個專題,呼籲大家來支持我們;但播放完後的三個月內,我們的募款總共只多了6萬多。儘管如此,我們依舊堅定的守在我們的崗位上,等待有朝一日政府的毒品政策能改變。我們也知道,一個機構經費來源中有百分之七十必須仰賴政府方案,絕不是一個明智之舉;但在個資法的保障下,我們為了能撈到願意被服務的個案,我們必須拿到與政府並肩作戰的兵符。

歸零後的逆行

然而,正當一切都在起步的當下,我卻得了比肺腺癌更嚴重的病。其實我從小就大小病不斷,也有好多次瀕臨死亡的邊緣,但自從挑起基金會重擔後,我就沒時間去管身體的警訊,以為那只是天生的氣喘、心臟病、自律神經失調、免疫性疾病…。直到夜裡咳到五臟六腑都要爆裂,坐不能睡改趴睡,再不行跪著睡,還是不行就抱腳睡…,後來我更是舌裂唇破齒搖、兩眼乾澀…,尤其指梢末端大小不一的開口笑,讓我在敲鍵盤時總是痛徹心扉到不行,我才不得不走進醫院。

當所有的檢查都結束後,醫師告訴我,我得了比肺腺癌更嚴重的菜瓜布肺加修格蘭氏乾燥症。在那當下,我並沒有太大的驚訝,只是問醫生,我還有多少時間?醫生打開電腦,讓我自己看螢幕上平均壽命只有「十個月」的霎那間,我反倒有種鬆口氣的感覺–我的賽程終於可以跑到終點了。我開始一一跟我的家人和朋友道別,我也親自安排自己的身後事,包括把大體捐給輔大醫學院…。

我自認我的一生,除了對不起我的另一半和我的兩個寶貝女兒外,我已了無遺憾。所以當我知道自己身上的這個病是屬於罕見疾病,不只健保不能給付,甚至已繳了二十多年的保險費(內含醫療險)也硬生生地把我排除後,我才真正傻眼,原來我的健保卡被註記「重大傷病」的意思只是:以後看病,只要繳50元的掛號費;甚至有些重大傷病還需要每年評估,我這個病不用…。醫生一直鼓勵我去醫院做標靶治療,但臨到住院的那天,我想到一個療程就要48萬,我臨陣怯步了。

我告訴自己,既然得了比肺腺癌還難治的病,那我更不能浪費時間躺在病床上去作化療,我應該用我的餘力跟時間賽跑,去找適當的人來接我這個位子,去找錢以彌補年度的缺口。感謝天主,那年,我們拿下了第四屆的傳善獎,一個每年400萬、連續三年1200萬的獎金,讓我們當年就鬆了一口氣。隔年,隨著機構的轉型與定位,最後的缺口也在教堂黃媽媽因為先生和獨子的相繼離世,捐了我們一筆220萬,得以平安的過關。但我們的十周年慶,卻在我和病魔的搏鬥中靜悄悄地過了,沒有任何慶祝儀式,甚至連自己機構同仁一個簡單的餐會都沒有。

但另一方面,我們整個團體的鬥志也因著傳善獎的洗滌和栽培而越變越高,我們不再為接方案而弄得自己人仰馬翻、肢離破碎,我們也會開始去規劃我們的未來方向,找回我們願意勇敢的站在毒海最前端的初衷。我們不只意識到新興毒品的千變萬化對青少年的傷害有多大,我們也看到因著兒少權益法的改變讓曝險少年肆無忌憚的流串所帶來的驚膽跳…,所以我們往左勇敢地接下台中以北唯一的半開放式治療性社區案子,承租一棟又一棟的住屋及辦公處所;往右又不斷開拓我們的社企場域,把陣線拉得更完整,讓多年來的實戰經驗,能藉著一站式到底的多元化無縫接軌服務,成為大眾所能理解與接納的模式。

讓愛永續

當然,隨之而來的安全考量也越來越重、裡面的住民每天都會給我們許許多多的難題待解;也雖然社企場域的培力員工心一下子這個復發、一下哪個又情緒不穩;還有為了全面「禁菸」,我喊破嗓子快11年,但每天總還是有層出不窮的貓捉老鼠遊戲;更怕這棟棟高人性化的社區,撐不住裡面住民的衝動情緒和各式各樣讓人瞠目結舌、光怪陸離的事…;但如果問我,最讓我擔心的是甚麼,我還是會毫不考慮的答說「經費」二字。我必須交棒,但整日沒來由的看我一直在找錢,又有誰敢貿然的答應接下我的位置?但如果我一直硬撐,對整個團體更是不公平。

即使趕緊交棒的心願,堆疊得比101還高;但我更不希望這麼一個精銳的團隊,因著我的離去而挺不過今年社福界的大寒冬。所以我需要大家的支持,讓我們得以「無懼的堅持、無距的愛」繼續站在毒海的最前線–撈人(吸毒的人)、堵人(販毒、運毒、製毒的人)、再生人(協助其重返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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